史上最伟大的金融战中的多重视角

说起阿瑟·N·杨格(Arthur N. Young)其人,即使是对金融史一无所知而略懂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也一定耳熟能详。

他自1928年进入中国的南京政府,任美国财政顾问团中的货币与信贷特别顾问后,即帮助当时的国府财经首脑进行币制改革,非但将中国从三十年代初期的“白银危机”拯救出来,并且赢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还以此为契机对法定货币制度作出彻底改革。

自此,中国方进入纸币时代。

然而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杨格的名字就湮没无闻。近代史专家瞩目于当时的军事征伐和政治角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同样重要的财经保障和金融暗战。

事实上,作为美国财政顾问团中履职时间最长的专家,杨格在八年烽火中一直坚持和重庆政府并肩作战,直到1947年才回到美国。

史家对杨格功绩的称颂,集中于三十年代前期,但他自己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无论是个人成就还是事业勋劳,那八年战争时期的抗争、奋斗和成果,完全是在和刀剑血火一样严酷重要的另一个战场中取得。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他同样是一名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

他亦以此为荣。回到美国后,他以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和经验,写了两本专著,均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其中一部带有史料性质的个人回忆录《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中译本近日已在国内出版,甫一面世,就得到了专业学人和普通读者的交口称赞。

《抗战外援》英文版原作写于六十年前,但其资料、观点、立场,却没有任何陈旧陈腐之处,反而几乎每一页都能让读者惊喜交加。

笔者研究近代金融史,也撰写过国府币制改革、抗战外援龃龉、战时货币交锋等题材的稿子,并且在关于孔祥熙、陈光甫等金融家的个人专稿中,涉及到上述题材。而带着自身固有的见解来考察杨格的这部著作,更有暌违知己之感。

老实讲,如果早一点阅读本书,我的那些文章,或许还能更扎实稳妥一些。

价值判断:主权还是契约

杨格进入南京政府履职,其身份是美国财政顾问团中的一员。但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美国”只是地理概念而非地缘概念,也就是说,这个顾问团所有成员都来自美国,但并非美国政府所派遣,其策划行事,也完全不受华府制约。他们效忠并只能效忠当时的南京政府,无论利益旨归还是价值取向,都以国府的领袖人物为标杆。

但作为一名经历丰富的专业人士(比如来中国之前,杨格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也担任过墨西哥的国家财政顾问,其后服务于华府外交部门),都会有自己坚强而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专业技术立场,也会渗透出自身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好恶。

比如在《抗战外援》这本书中,杨格尽可能地以中立而忠诚地口吻来叙述自己的工作及为之服务的国家,但很明显,他依然带着多重视角,使得读者颇有点恍惚——他到底是作为一名国际友人、还是国府雇员、还是金融专家,来看待和判断整场中日战争?

至少,在其文本叙述中,这三重立场是不断交替出现的,尽管交替中的衔接是那么得流畅自然。

下面举个例子。

“主权高于一切”,几乎是每位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价值认同,在亚非那些饱受殖民主义欺凌的古老国家中,尤其如此。但欧美专家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契约高于主权,国家信用的产生和稳固,并非在于其主权的履约能力,而在于其政权的履约意愿。

杨格正是如此判断抗战时期,尤其是日本尚未对英美宣战时那些纷繁芜杂的国际交涉的。按照一般理解,中日开战后,中国应该对日本布告宣战,且对于本国的财产、债务、物业,有着完全的自主权和裁量权,这就是主权意识。

但问题在于,此时的中国,受到自《江宁条约》以来近百年的国际条约束缚,尤其是自《辛丑条约》以来,海关和盐税尽入洋人彀中。又因对外借款,国内许多基建项目(如铁路)都成了抵押品,因此无论产权还是主权,早就千疮百孔,不能指挥如意。

面对中国的如此主权困境,杨格有点不以为然。他写道:

“洋员参与征收重要税源令中国很多民族主义者不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仔细思考过的人就会清楚意识到,协议并不单单是对中国的约束,协议本身也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p.48)

这很清楚地表明,作为一名中国政府的雇员,杨格在试图理性客观中立的外衣下,依然无法掩盖其“契约高于主权”的殖民主义惯性思维。

不过,基于国际援助和外债支付之间的信用平衡,国府还是接受了这一立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四年有余,重庆政府才向东京正式宣战,正是当局对于国际法进行精密衡量后的结果。这种困境和冲突,在杨格的这部著作中,都有生动明确的体现。

业务判断:平准还是统制

杨格是一位老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才会将契约精神看得高于一切。他的另一个价值特征,就是排斥甚至厌恶一切以政府之名用“看得见的手”进行的计划经营和统一管制,而更愿意将全盘经济运作和金融运营交予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作毫无指标的因果循环。

不得不说,至少在战争初期,杨格的观点更能得到当局的认可,因为很多事实都证明,中国只要坚定地履行国际条约,列强甚至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也会来帮助中国。

比如在《抗战外援》这本书中,我们会知道,尤其是英国为保证自己给予中国的债务得以到期偿付本息,会非常严厉地排斥日本在其侵华占领区对于中国关务和盐税的掠夺——因为这些关税和盐税收入就是债务担保,英国作为债权人当然要全力捍卫自身的利益。

当然,任何利益诉求都是双向的。在国府“侵害”英国权益的时候,后者也毫不客气地出手阻止。比如中国军队因战略需要而炸毁钱塘江大桥,就遭致英方阻挡——因为大桥及上面的铁路已经作为借款抵押物而暂时属于英方。

但在杨格眼中,这同英美为了保护自身在华利益而客观保护了中国在沦陷区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战争初期维持了国际信用,才有了之后源源不断的外债和借款。

正是这种对“看不见的手”的形而上的崇拜,使得在战时金融政策究竟选择“平准”还是“统制”的时候,杨格倾向于前者。

“平准”是个来自西汉初年的古老的词语,所谓“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用于当下,就是国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平衡金融市场。

在1928年杨格应聘初来中国的时候,南京政府的财金领袖是宋子文,他必然会选择同自己理念相近的专家做顾问。其后宋氏失势而孔祥熙崛起,掌控行政院、财政部和央行近十年,杨格也跟他配合良好,共同完成了伟大的币制改革。

有趣的是,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宋子文远比孔祥熙激越冒进,但对金融政策的理解,前者却是温和的“平准派”,而后者倒成了强权的“统制派”。

这种历史中的吊诡严重地折磨着当局的政策判断和国家的政策执行,国府秉政二十余年,其金融政策一直在“平准”和“统制”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在1946年,因“平准”过度而丧失了大部分外汇(黄金)储备,这是后话。

杨格在中国的近二十年时间,虽然和孔宋都保持着不偏不倚地良好关系,在思想上还是坚定的“平准派”。但是他可能没想到,中国能在1935年利用“白银风潮”而进入纸币时代并积累了大量美元,是极大的偶然;战时的平准政策,前提应该是中国能够获得外国稳定而巨额的金援。

万一这两点都失之交臂,那么,还在推行平准政策的国府,只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个人判断: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一名金融上的“统制派”而言,在沦陷区进行金融战是毫无意义的。但当时租界作为日占区的“孤岛”,依然在发挥强大的金融操控作用,而此时的日本尚未完全转型至战时体制,甚至本国几大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颉颃都未能调和。

在这种前提下,“平准”及为“平准派”所津津乐道的“金融战”方有开展的可能。杨格的书中,对此有着淋漓尽致地描写,既可以作为史料参考,也可以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而被读者观摩。

类似细节描写,在这部《抗战外援》中枚不胜举,可能这也是非专业读者最为喜爱的地方。许多深宫秘辛虽跟财经金融没啥关系,但被作者信手拈来,绘声绘色而准确可信。

整个1937年,在如何对待中日战争,确切地说,如何更有利地介入中日战争,这是苏联最为揪心的问题,其间充满着热情、疑虑和延宕。斯大林究竟怎么了?这已经没人知道,但杨格在书中的一些不经意的描述,似乎让我们知道了某些端倪。

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博戈莫洛夫深受中国各派政治人物的爱戴,杨格也认为他“待人友善又富有智慧,并且同情中国的遭遇”,“他和他的武官,以及一些驻西伯利亚的苏联军人希望苏联能积极参与军事行动”。(p.25)

据杨格调查,1937年十月份,博氏回到国内,一个月后他被斯大林逮捕,“据说,指控的罪名,与其说是他们向中国作了未经授权的承诺,倒不如说是他们在中国的实际抗日能力方面误导了莫斯科”。

博戈莫洛夫在三十年代中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在其“消失”许多年后,宋庆龄依然在欧洲打听他的消息。但杨格肯定地说,其人“被清洗了”。

这证明了杨格能够轻易地接触到许多机密情报,并驾轻就熟地在这本《抗战外援》中将其体现出来。即使对金融史不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寻找到许多破解历史疑案的蛛丝马迹。

至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在中国近二十年,杨格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从他谦虚而客观的文本中,很难看出他对自己的“老板”们,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有什么深厚的私人感情。

但是,在提及中国抗战精神的时候,他竟然引用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表彰林肯总统的话——须知,在惠特曼眼中,林肯非但是政治领袖,还是民族圣贤,《曾是丁香满庭时》简直如国旗上的星星,永远在美国史中闪耀。

杨格想起了惠特曼在1863年三月份写的关于林肯的文章:

“我钦佩总统……我不会总抓着他执政时所谓的失败不放;我有时觉得他在维持巨轮正常航行的过程中展现了近乎神奇的才能。”(p.8)

读者无法知道,杨格所说的“总统”究竟指的是谁,但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他说这话的时候,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现出的那种温情和敬意。

“既然中国存在‘历史周期律’,就让我们期待中国人民摆脱困境、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的那一天。”

这是作者来自1963年的祝福,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笔者听到了这噙满泪水的真挚言辞,并将终身铭记,在一步步艰辛的攀登路途中,永远作为上升的动力,而长存于心。

最后,感谢作者杨格,感谢译者于杰,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让我读到了,如此一部来之不易的精彩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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